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VIP专享
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”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是赓续中华文脉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，也是汲取传统智慧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。出礼入刑、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“治国之具”就是礼与法（刑）。荀子提出“治之经，礼与刑”，这是就基本规范种类而言的；贾谊认为“礼者禁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，这是就规范发挥的作用而言的。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礼与法共生共存之义。礼与法发挥的作用不同，地位亦有差异。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，如在《唐律疏议》的“名例”序文中——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”。德礼更多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“善”，而刑罚乃是为了“为善去恶”而生的必要的“恶”。道德的缺陷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，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，保证了外在秩序的安定。以道德礼义为本，以法律政刑为用，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“治国之具”的准确定位。《唐律疏议》之所以名垂史册，乃至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，其在立法精神和具体制度上“一准乎礼”，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民惟邦本、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在民本成为治国理念前，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。史载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”，但天命鬼神并不能保护延续商朝统治，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、压榨百姓...